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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开始于一场日本人军队内部的非官僚化审判

2019-09-10 作者:搜狗问问   |   浏览(89)

双重叙述

热带丛林中无梦的清晨,原中士(北野武饰)手中拿着一节竹棒,好似一个地痞流氓在巡视自己的地盘。汗水和血混合成的味道就是刀刃酸涩的味道。冲着这群孱弱的白人战俘发泄完自己的无明业火之后,他带着那份优越感走在一片绿色荒蛮之间。随着坂本龙一那著名的音乐响起,片名在画面上显影,接着是主创人员名单……等等,这片子的名字不是出现过一次么?难道是担心观众患上失忆症再提醒一遍?我不能对此现象妄下结论,但我依然愿意对其进行尝试性解读。

片名在一部电影中重复出现的情况在电影史上并不是单独个案,米哈尔科夫的《毒太阳》同样设计了一个双重开场。这种二次出现影片题目的观感,更像是一场戏剧舞台上,为观众两次拉开的帷幕。此处产生一种结构性的叙事意图,结合整个影片想要传达的核心内容——双重开场,预示着双重视点的并行推进。在一个戏剧环境中,将两个原本已经处于对立、分离的精神体,糅合碰撞在一起将是这部影片所传达的精神实质。

影片开始于一场日本人军队内部的非官僚化审判。原中士作为这场审判的策划者把一个会说日语,并对日本文化有一定了解的英国人拉进现场,希望他能作为一个见证者。这场审判的整个逻辑都遵循着传统日本伦理结构在运行,关键点并不在于“军中同性恋”行为,而是与敌人之间发生爱恋损害了日本军人的颜面(在日本传统观念中,同性之间的爱恋并不稀奇,甚至在武士阶层,这种爱慕也常被浪漫化为一种高尚纯粹的感情)。原中士把劳伦斯拖入这个审判现场,表面是在向被俘虏的敌人展现军威,但在我看来他更像是一个极力想要表现自己来获得交流、认同的坏小子。一方面他作为这个战俘营的小头目,在面子上一定不能流露出对敌人的同情和好感;另一方面,原中士的内心非常活泼(这一点在之后的影片中观众都能看得出来),他表面耀武扬威却并不是一个冷漠杀手,与劳伦斯为代表的这群西方人长期的接触,实际上使得他对西方文明充满好奇,那种交流的渴望在他内心埋下一颗种子。他把劳伦斯叫来参观这场审判,让其目睹日本文化最核心的切腹仪式,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奴役者和被奴役者之间建立起一个文化上沟通的桥梁。

长官世野井(坂本龙一饰)即将参与的另一场审判,可以算作是与原中士策划的这场审判的一个对比。这场针对英军中一个英雄式人物的审判,一切的安排都效仿西方法庭。日本军官们一本正经,说着怪腔怪调的英语和杰克(大卫·波依饰)对话,审判更像是一场闹剧。两个文化之间产生的差异把一切都消解在驴唇不对马嘴的问答中。杰克所展现出来的英雄气概让世野井深深着迷,这或许也可以被称作是一场来自灵魂的策反。

日本这个国家在飞速向现代化国家迈进的过程中,强烈的脱亚入欧愿望使得其在文化上借鉴西方国家很多,但并没有使得日本就完全成为一个彻底西化的国家。在这种杂糅状态中,日本始终显得有些不伦不类的尴尬。这种尴尬反映在世野井身上便是他对于杰克又迷恋又惧怕的纠结。他想保持自己作为一个合格日本军人的纯粹(不是指性取向方面,而是对待敌对势力的态度上),又无法摆脱内心与之交流、融合的强烈愿望。

围绕着上文提到的主题,影片不停在两种文明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中制造对抗与交流,如同一场热带风暴搅扰着岛上每一个人。

耻与罪

如果把片中出现的这几个关键人物进行典型性的说明,就很容易提出他们分别指代哪一类人。世野井和杰克所代表的是这两种文明中最纯粹、最耀眼的精英,是接近于神性的人;原中士和劳伦斯就更加务实、聪明、有人情味儿且世俗化;战俘营里的那个英军指挥官就是典型的官僚,他自负、愚蠢、胆小且自私自利。

对于同一个事情,在这场两个文明爆发出的冲突中,反复展现出二者之间理解和认知方式的不同。比如被俘虏这件事。西方人往往认为“我”的生命还在,无法继续作战被俘虏是很自然正常的事情,在战俘营中 “我”也可以继续以各种方式作战,并无强烈的所谓羞耻感。然而在日本这个耻感文化为核心的社会中,被俘虏就意味着给自己以及整个团体蒙羞,即便以后有机会成功脱狱,也永远无法回归之前的团队,所以日本士兵往往宁愿选择自杀也不愿被俘虏。

杰克和劳伦斯双双被关禁闭的时候,杰克回忆起童年时与弟弟的种种情感纠葛。他弟弟的不完美成为一种累赘,但在他内心真正不停搅扰着的是当年他对弟弟的背叛,那种罪恶感使得他多年不愿回到故土面对弟弟。然而在那个晚上,劳伦斯的内心所惦念的却是那位新加坡女人,他们的故事更像是一个禅修寓言。

种子与播种者

我们的一生要经历很多,自我在一次次错误中成长,在逆境中挣扎,取得与神相当成就并感召众人。杰克通过其强大的智慧和精神力最终狠狠地羞辱了如神一般的世野井,并将那颗所谓和平的“种子”种在敌我双方的心中。但这颗种子其实早就已经在每个人心中种下,只是没有契机让它发芽。劳伦斯作为战俘营中唯一会说日语的战俘早已经与原中士建立起某种特别的友谊关系。

一切都将走向结局,但一切又都通过那心中的种子延续。当战争结束后,劳伦斯在监狱中与原中士重聚,明天这可爱的光头战犯就要被处死,提起当年的种种,终于还是如孩子般释怀。两个通过战争和奴役相互结识的人,如今却似老朋友一般坐在一起依依惜别,四年前那个起死回生的圣诞节又一次在彼此记忆中弥漫,那是这杀戮世界最后的温柔,醉酒后的荒唐和放松。“劳伦斯!”原用当年呼喊囚犯的口气呼喊着,劳伦斯回头望向他的老监狱长,眼中竟然满是泪花……镜头反打回来,北野武那张丑得可爱的脸占满整个银幕!“圣诞快乐!劳伦斯!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仿佛是祝福,仿佛又是一个凶狠的命令!但他真正想表达的是随着音乐弥散开来对自由的渴望,对友谊的珍重。

种子与播种者——这相爱相杀的虐恋!

春梦

《圣诞快乐劳伦斯》这部电影原小说的名字叫做《种子与播种者》。小说的题目表征上展现给我们一幅经典田园诗景观,却把战争、奴役等行为背后无尽的相互感染与置换描述成一个隐喻。

影片里随同热带花朵一样疯长的军中同性恋习气,正是文明间相互奴役、侵蚀的外在化表现形式。那种非理性的异邦意淫,成为人类在性方面最浪漫雄浑的梦想,成为驱动着战争、殖民、同化与被同化的源动力。开篇之时的那场同性恋审判可以看成一个抽象的符号学样本:奸淫的跃跃欲试者——亚洲人;被奸淫的蒙羞者——白人;奸淫环境秩序的维护运营者——日本人。巧妙的是,这种布置正好与西方视角下的历史状况相反。

近代历史进程中,整个东亚地区陷落成为白人殖民主义的最后一站,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始终扮演一个被压在别人身子底下肏的小媳妇儿。这种阴性的观念形成以后,亚洲男人隐退成贫弱、颓废的无能者。日本所扮演的角色在亚洲空间里从来不曾是主人公形象,它太过于与众不同,所以日本文化在几千年时间里,持续如海绵般吸收它所能遇到的“成功案例”,在自己岛内发酵后并没有向外大规模发挥影响(不是不想,而是当时实力不行)。直到明治维新以后,当年美国黑船用炮轰进来的种子终于发芽儿,并如愿长出能够承载旺盛欲求的枝干,也开始散播起自己渴望已久的春梦:对白人的奴役和奸污;亚洲乃至世界秩序的制定、维护者。

柔情蜜意的音乐在空气中飘浮,原中士躺在凉席上四肢舒展,进入幻梦……这个潮热的海岛监狱对于监管者和被监管者起到了同样的意义,没有人在战争中得到更多的自由。原中士短暂的梦幻中,他脱离了这痛苦的囚牢,躺在满洲国一个妓院中,享受着玛琳·黛德丽[1]“高级”的肉体(这位喜欢穿男装、态度强硬的纯种雅利安女人是一种象征,征服她就是征服西方的一个象征)——满洲国、白人女神在妓院中的堕落,种种意象混杂在这幅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景观中达到腐朽浪漫的最高境界。这易碎的梦把我们引向战争、殖民、奴役等等侵略行为内部想要达到终极目的的高潮,那属于人类内心最阴暗的堕落梦想在不停繁衍、蔓延,反过来吞噬了播种者。

在哪个醉酒的圣诞节之后,世野井终于暴怒了。烈日下一队队缺胳膊少腿儿的白人残兵败将从苟活的窝棚里被拖出来,站在那里,面露死相。镜头长时间注视着他们,仿佛一种报复。纵观世界电影史,我们很少能够看到一群白人被除白人以外的其他有色人种奴役,或许在这里,这个打破主流认知的时刻才是解读为何我们概念中的“胜利”不过是一场狂妄的春梦吧!

结语

二战结束距今已经有73年了,但我们对于这场战争的认知,依然有很多地方停留在最肤浅的表层。仿佛小学生背诵课文一般不经大脑张口就来:谁战败了,谁打胜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或许真的是文化、历史发展的原因,德国战败后整个得胜的西方社会几乎把旧德国,以及其代表的现代法西斯主义清算了个底儿朝天。这里面的原因或许和犹太复国主义在战后崛起有关,或许千百年来这些国家、种族一直分分合合都处于西方社会语境下,相互之间清算起来更容易、更彻底,致使如今探讨、反映、揭露二战时期德国的影片、著作层出不穷,甚至围绕着二战、法西斯主义、犹太种族灭绝政策等等出现了如汉娜·阿伦特这样的大家。但是,对于二战时期另一个发动战争的主要国家——日本,我们这个世界对待它的态度始终暧昧不清,除了受害者们痛苦而微弱的哀嚎,从未进行过彻底清算,甚至我们自己作为深受其害的邻国,也对其充满草率粗糙的认知。在西方人眼中,这个在19世纪中期开始通过明治维新迅速崛起的亚洲强国,在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上迥异于他们所熟悉的西方世界,甚至无法与他们多年意淫中的亚洲文化(以中国文化为中心)为模子去进行套用,使得与其打了多年的战争依然无法清晰辨认“敌人”的面孔,直到日本战败美国政府抓了瞎,匆匆忙忙找来一个从没去过日本的文化人类学家写成一本畅销书,就作为整个政府对待战后日本政策的指导性文本去背了多年的书[2]。或许这样一部日本人自己对这场战争一角的诠释,能够作为一个积极的样本,为陷入这梦幻狂想般意淫迷宫中的我们引路。

[1] 玛琳·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1901年12月27日—1992年5月6日),生于德国柏林,德裔美国演员兼歌手。黛德丽是好莱坞二三十年代唯一可以与葛丽泰·嘉宝分庭抗礼的女明星。虽然没有得到过奥斯卡奖,但其芳名在美国家喻户晓。她曾经演唱过的英文版《莉莉玛莲》则成为了二战中美、德双方士兵的最喜爱的歌曲。1999年,她被美国电影学会选为百年来最伟大的银幕女影星第九名。

[2] 此处指的是鲁思·本尼迪克特所写的《菊与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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